激活民族艺术机理，促进北京文化建设

卓玛

摘要：新型城镇化是要推进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民族特色、艺术传承的特色城镇建设。当我们重新审视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城市的历史脉络时，把脉民族文化机理仍然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整理视角。元代蒙古族文化确定了北京的城市边界、中轴线以及以胡同和四合院为代表的传统民居形式；清代旗民分城政策下形成的“圣”与“俗”对比鲜明的内城与外城空间区分至今影响着北京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属性。重新认识民族文化艺术价值，使其成为辨识城市历史的特有文化符号，可以为北京的城市发展提供文化新动力。

关键词：民族艺术；城市边界；城市空间；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J8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024（2017）08-0130-02

引言

今天的北京已经成长为具有多元国际性元素的全球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和核心功能区的形成极大改变了城市的历史容貌。然而，如果探寻北京城市的昨天，关注北京建城史中的民族文化机理是一个极为有效的视角。从辽代开始，金、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的朝代均在北京建立都城。金贞元元年（1153年）金主完颜亮建立中都，北京开启了作为全国都城的历史，元朝和清朝统治了整个中国，时间长达366年。正是民族文化塑造了北京的城市边界以及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特征，这些历史特征鲜明地保留至今。

如果把历史文化积淀比作地层，那么民族文化在北京历史文化地层中占有基础地位，是北京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北京的城市发展史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缩影。其中对今天的北京城市基本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有两个民族，一是元代蒙古族建立元大都，规划了城市边界和中轴线，胡同、四合院已经固化为北京民居的基本形式。二是满族建立的全国性政权清朝亦对北京城空间产生了重大影响，清朝的旗民分城政策决定了“圣”与“俗”对比鲜明的内城与外城空间区分，同时清朝北京园林建筑也代表了中国园林艺术的精華。北京城实际上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民族艺术元素。

迄今为止，关于民族文化对北京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略显不足。对于少数民族在北京城市建设中的作用，多数认为是“军事上的胜利，文化上的失败”，即认为少数民族主要是采用了汉族文化。为了促进北京文化的国际化和多样性，需要认识北京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文化，发掘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城市要能使人们追体验到城市文化的深层和历史文化传承脉络，既要融入世界文化，又要传承历史，让人们漫步在今天的城市街道，却可以感触到她的昨天和前天。这对于北京市正在推进的“文化中心”建设和打造成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蒙古族文化符号与北京城市空间和建筑艺术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到达北京时，金中都宫殿已经毁于战火，唯有琼华岛上的金朝离宫太宁宫幸存，于是决定以琼华岛万寿山和周边的太液池即今天的北海和中海为中心设计元大都。史料记载，元大都的选址放弃了水量不足的莲花池水系，迁移到高梁河水系，以太宁宫为中心另建新城，在太液池西修建隆福宫和兴圣宫，皇宫架设在凉水河上，将太液池包入皇城之中，形成一座城池。元大都巧夺天工，气势恢弘，奠定了北京城的基本格局，显示了蒙古文化的远见卓识。

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水源是游牧生活至关重要的因素，水被视为财源和智慧的象征，选择高梁河水系直接决定于蒙古重视水源的文化特性。水源更是古代城镇选址必备的要素。元朝统治者每年要从南方征收数以百万石的粮食运往大都，漕运十分重要。忽必烈接受水利工程学家郭守敬的建议从水源丰富的玉泉山引水，连接高粱河，下接闸河，引水济漕，利用自然水系破解了漕运问题。

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历时98年。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都城，元朝行汉法，采用汉族制度原则，以彰显新政权的合理性。担任北京城“监筑”之职的刘秉忠精通儒学和易经，运用《周礼·东官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维，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王都古制设计理念布局大都，把儒教的王都设计原则变为现实，彰显了统治的正统性，奠定了北京城的“边界原型”。建筑学者朱文一指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是“边界原型”在时间上（历史）的扩展，历史的记忆使城墙成为“边界原型”的上限，而城市空间构图则是作为上限的“城墙”同作为下限的“院墙”以及上下限之间的“坊墙”、“宫墙”等的组合。

城墙和院墙成为北京城市空间的文化标志。元大都经历了明朝的重建——徐达将元大都北城墙从健德门和安贞门南移5里，在今天的德胜门、安定门一线重建城垣，元大都北部的土城墙遗址是元代建筑的重要实物，2006年被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内城的四合院建筑始于元代。四合院是中国北方的民居建筑，山西、陕西等多地基本上都是四合院。而北京的四合院建于元大都，具有帝都的情调、京师的气氛。大都的四合院是为赢得政权的贵族阶层而建的住居，划定为八亩一区，宽敞舒适，是大家庭的再生产空间，从元代建筑遗址可以看出，房屋建筑工艺精致，墙壁下部采用“磨砖对缝”工艺砌成，室内方砖铺地，格子门雕饰华丽。一个个四合院通过街道相互连接，整齐划一，街道用蒙古语中的水井命名为“胡同”。起源于蒙古族的大都四合院不断精致化，成为北京典型的民居，形成了绵延婉转的胡同文化。

元朝赋予了大都国际城市特质。由于蒙古族三次西征，建立了四个汗国，处于宗主国地位，北京城随之成为世界城市。除了都城的边界原型之外，元代多种宗教得以广泛传播，建设了众多宗教建筑。首先是喇嘛教。喇嘛教在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时传人蒙古，为蒙古的统治者高度信奉。元代帝王耗费巨资大修佛寺，从至元七年（1270）到至正十四年（1354）在京城内外各地，建有大护国仁王寺、圣寿万安寺、殊祥寺、大龙翔集庆寺、大觉海寺、大寿元忠国寺等皇家佛寺。

其次是伊斯兰教。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多次西征，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西征同时也打通了中国通往西亚、中亚和东欧的通道，极大密切了中国与西亚乃至东欧的人文与经济交往。元朝建立后，大批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西亚人迁徙东来，人数多至数十万，多为商人、传教士、工匠。回民散居于北京各地，也形成了聚居区，以牛街最大，以伊斯兰教建筑牛街清真寺为中心形成了北京最具特色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北京成为多民族聚居地区，因而也是民族文化的大熔炉。清真寺本身是作为教民的宗教活动场所而建的，周边演变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心。宗教组织与“番坊”组织相互联系，坊是居民区，自成系统，清真寺的首领也是坊内首领。元大都建成以后，下诏要求旧城居民迁移新城，身居高位者优先。元代色目人地位仅次于蒙古人，身居要职，优先搬人内城，聚居在东四清真寺和西四锦什坊街清真寺，形成了回民富有者居住“东西两边”之说。

2.清代城市空间特征与色彩符号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旗民分城居住对北京的城市空间分工的影响是空前的，今天仍然能够从空间上看到其清晰的历史痕迹。

清朝为防止八旗子弟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实施了严格的旗民分城政策，满族八旗圈占内城街区，内城多为衙署、贡院、学校、寺庙等行政、文化机构和宗教设施，是旗人处理政务、学文习武、祭祀神灵的神圣空间。商业、娱乐等世俗功能被严厉禁止，日常靠货郎沿胡同叫卖食品、杂货和玩具，也使内城的庙会和集日格外热闹。

商业和娱乐设施被移出北京内城，转移到明嘉靖23（1544）年加筑的外城。与寂静的内城不同，外城兴起了繁华的前门大栅栏商业区，汇聚了康熙年间开业的国药店同仁堂、嘉庆年间开业的马聚元帽店、内联升鞋店以及瑞蚨祥绸缎皮货庄和六必居酱菜等。紧邻宣南的琉璃厂文化街最初为元代琉璃厂窑，经过明代的规模扩充，到清代乾隆年间书市开始兴盛，吸引着大批文人、藏書家和艺术家，汉族知识分子聚集的宣南地区，士人会馆形成了宣南文化景观。商业的繁荣吸引了大批来自宁波、胶东、广州、徽州和山西等全国各地的商人，宣武门外和前门外建起了大量同乡会馆。大栅栏商铺的建筑，多参照圆明园的“西洋楼”的建筑风格，清代宫苑、陵寝等建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色彩装饰生气鲜明，具有沉雄深远风格，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一个艺术高峰。位于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的天桥是说书杂耍的娱乐街，是中下层市民的娱乐场所。满汉分城的旗坊制在清末道光咸丰年间松动，然而外城的三大商业中心空间格局已经形成并延续至今。走在今天的城南商业街，仍然会让人们追忆当年清朝的城市社会经济格局。

清代在北京城市空间留下了重重的满族文化色彩，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园林建筑。乾隆年间在北京西北郊建成皇家园林群“三山五园”，三山为香山、万寿山、玉泉山，三座山上分别建有清漪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此外还有附近的畅春园和圆明园，统称五园。北京西郊风景区的建设不仅是为了观览山水，更是为了处理朝政的政治中心，如今成为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

清朝在北京建设了大量庙宇，以喇嘛庙为主，目的是为了安抚和笼络西藏、青海以及蒙古边区的少数民族。清代兴建的雍和宫、东黄寺、西黄寺三大喇嘛庙中以雍和宫为大，附近成为信奉喇嘛教的蒙古族在北京的聚居地。

3.跨国民族文化交织下的北京国际化大都市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为56个民族大家庭的首都，兴建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性的民族建筑，1959年建国10周年十大建筑中的民族饭店、民族文化宫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北京的新地标。

改革开放后北京的国际化程度迅速提升，跨国族裔居住区形成。最具代表性的是望京韩国城，望京科技园三星、现代、LG等大企业的入驻吸引了超过10万的韩国人和朝鲜族人口，韩国学校、医院、超市、餐厅、跆拳道馆和基督教堂设施不断齐备，形成了独特的餐饮、商业和宗教文化，成为北京具有跨国民族特色的地区。进入新世纪，北京城市规划建设融入了更多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设计理念，以三里屯Village为代表，地标建筑的设计元素更加多元，充满后现代感和国际范。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特色的文化更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越具有地方和民族色彩，越易于为世人所瞩目。在推进北京国际化的发展中，需要发掘民族文化艺术遗产，使其成为辨识城市的特有文化符号，成为北京发展的文化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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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12